尊敬老师、看重学问是咱们中国人一直以来的好习惯，毛主席就是把这个好习惯做到了最好。哪怕后来他当了国家的大领导，也从没忘过自己的老师。他用自己的行动，真正地告诉我们“一旦做了老师，就一辈子像父亲一样尊重”。

1955年，毛主席在长沙考察时，抽空去看望了一位老老师。得知老师病得很重但家里没钱治病，他马上从口袋里拿出500元给师母，让给老师治病。可就在这时，从病床上传来老师生气的问话：“你这钱是从哪儿来的，这么多？”

究竟是谁，能让主席如此器重，还敢直接向毛主席提问？这个人就是杨树达，也是毛主席的老师。

杨树达在长沙的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里长大，他老爸思想很开放。从小，老爸就教他古文，还在他十五六岁那会儿，送他到新学堂学数学、英语这些新玩意儿。后来，他因为成绩特别好，被清政府选去日本留学。在日本苦读了六年之后，杨树达回到长沙当起了老师，并且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事业。

1913年，杨树达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教语文，那会儿毛泽东刚好是这所学校的预科新生。不过，杨树达没给毛泽东上过课，所以一开始他们两人并没有啥来往。

毛泽东在上了阵子学后，听说学校里有个教国文的老师叫杨树达，古文方面特别厉害。他上的国文课，学生们都爱听，每次他上课，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。

毛泽东本来就非常喜欢国文，因此找了个机会去听了杨先生的课。一听之下，觉得果然名不虚传。从此以后，国文老师杨树达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尽管只上过杨树达先生一节课，但毛泽东依然把他当作自己的恩师。

毛泽东和杨树达先生真正认识是在1919年底北京的一次请愿活动中。

1918年，北洋政府派的湖南省长张敬尧，不管湖南老百姓的死活，还私自把矿权卖给外国，杀害了不少革命党人，这些坏事做尽，让湖南的老百姓火冒三丈。可大家怕他背后的皖系军阀势力，心里虽然气愤，但嘴上却不敢说出来。

1919年，毛泽东等人在湖南搞起了“赶走张敬尧”的运动。在他们的号召下，湖南全省的学校都停了课，学生们多次组织起来，不上街买日货，还到大街上游行示威。但这些做法都没啥用，反而还招来了张敬尧军阀部队的暴力镇压，不少学生和老百姓因此受了伤，甚至丢了命。

那年12月，毛泽东等人商量后，决定带着队伍去北京请愿，坚决要把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。

毛泽东被大家选为老百姓的代表，而杨树达先生则成了教育界的代表，他们俩一起带着团队去了北京。

12月的北京天气特别冷，毛泽东和杨树达率先朝北洋政府官员上班的地方走去。

可是，北洋政府却让那些湖南代表团的成员站在门外，顶着刺骨的冷风，硬是不让这些请愿的人进门。

毛泽东和杨树达瞅瞅门口站着、端着枪、一脸凶相的警卫，又回头瞧瞧身后那些在寒风中已经站了好几个钟头的团员们。尽管大家嘴唇冻得发紫，可精神头还是十足。他俩气不打一处来，喊着口号，带头就往大门里冲。警卫们虽然都武装到牙齿，但看到这群怒火中烧的人，也不敢轻易开枪。就这样，代表团冲进了北洋政府的办公楼。

听到消息后，总理的秘书长急忙跑出来迎接代表团。毛泽东刚想迈步上前说话，却被杨树达先生拦住了。杨树达先生气冲冲地抢在秘书长前头，大声说道：“今天来请愿的都是咱们湖南的老百姓，大多数都是学生。你们怎么能忍心让自己的乡亲们在冷风里挨冻？你们知道湖南人民的苦楚吗？要不是活不下去了，谁愿意顶着这么冷的天来这里？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同情心！”

那一刻，毛泽东立刻懂得了杨树达这样做的意思，他是为了维护自己。身为一个老师，怎能让学生去冒险打仗！

经过杨树达、毛泽东等人跟北洋政府好几个月的较量，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。在这几个月的合作时间里，杨树达和毛泽东互相了解，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，既是师生又是朋友。

“驱张运动”取得胜利后，杨树达先生便不再涉足复杂的政治，转而专心从事教育工作。没多久，在老同学的推荐下，他到北京教育部和师范大学等地方工作，教学生们日语、国文语法、国学知识，还有金石学等内容。在那段时间，他还写了《中国语法纲要》等书籍并出版，因此受到了教育部的奖励和好评。

杨树达先生是个一心钻研学问的人，但他也非常在意国家的未来。他对帝国主义那些不怀好意的行为看得非常清楚，并且十分痛恨。

这时候，毛泽东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革命事业里。而杨树达先生，他虽然没有亲自下场参与革命的大潮，但也用自己的方法来表明对革命的支持态度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，老派些所谓的“交流学者”到中国来，表面上说是来交流学问，实际上却在偷偷搜集各种情报，还收买那些背叛国家的汉奸。

对于这种“交流学者”，杨树达历来是不接待的，就算他们借着老同学的名义来拜访，杨树达先生也是一律不见。

1935年，在北京教书的杨树达老师，接受了在中国的一些日本学者的邀请，做了一场关于湖南文化历史的讲话。他讲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诉大家，得对日本留点神。那时候，日本侵略者正大步踏进华北。杨老师在大家面前敢这么直白地说日本的坏话，真是能看出他特别爱国。

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，杨树达毫不犹豫地带着全家离开北京，回到了老家，继续搞他的教育和研究工作。同时，他也一直留心着中国共产党的动态，因为那里有他的学生毛泽东，那个曾经和他一起反对张作霖的人。

他虽然对政治一窍不通，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纠葛却门儿清，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谁对谁错。他特别反感国民党的卑鄙行为，也痛恨蒋介石提出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对共产党的未来感到担忧。当他的孩子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共产党时，他心里是打心底里感到高兴。

1945年日本认输后，杨树达很快就感觉到，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马上就要斗起来了。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要去重庆跟国民党谈判时，心里不由得揪了一下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四一二那会儿，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的大屠杀，那时候，毛泽东的名字可一直挂在国民党的悬赏黑名单上。

从毛泽东去谈判那天开始，杨树达每天都盯着报纸上的新闻，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。直到看到双十协定签好了，毛泽东也平安回到了延安，杨树达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心也踏实了。

1949年，国民党逃到了台湾，逃跑时还不忘把抢来的大量钱财运到台湾，也打算把各界名人都带走，但杨树达没同意。革命成功后，他非常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树达对曾经的学生毛泽东充满了敬仰，在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一些书籍后，他毫不吝啬地称赞，说他是“领袖与导师的结合”。

那时候，因为学术上有些不同的看法，杨树达给毛主席写了信。毛主席虽然非常忙，但还是抽空给杨树达回了信，并且真心邀请他到北京来见个面。这让杨树达先生特别感动。

1954年，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了长沙。工作忙完后，他很想见见自己的老师杨树达先生。

然后，快七十岁的杨树达老先生午睡醒来，就被湖南省委派来的专车接到了程潜住的榕园，一起的还有周世钊他们。到了榕园，没见着什么其他人，因为杨树达和周世钊本来就认识，俩人就聊起了以前的那些事儿。

他们俩正聊得起劲，突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来告诉大家：“毛主席来。”

杨树达简直愣住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位七十多岁的老爷子突然间像小伙子一样精神，快步就迎了出去。主席已经伸出他那双暖和的大手，紧紧握住了杨老的手，笑眯眯地问：“杨老先生，这些年您过得咋样？还记得我吗？咱们可有三十多年没见喽。”

杨先生的眼眶湿润了，他激动地说：“我当然认识你，你就是毛润之。”

话说出口后，他又有点尴尬地补充道：“哎，得换个叫法了，得叫毛主席。”

主席搀着杨先生进屋坐下，乐呵呵地说：“杨老师，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您永远是我的好老师，您就叫我润之吧，这样更亲近。”

大家聊得非常愉快，聊着聊着还提到了杨树达给毛主席的那封信，对于这些内容，杨树达先生都耐心地给大家做了解答。

之后，毛主席还邀请杨先生他们一起吃饭，并且亲自把他们一个个安全送回了家。

这次见完面，毛主席就继续出发去各地考察了。

1955年6月，毛主席又回到了长沙，他之前收到了杨先生赠送的几本书，所以这次来长沙，他很想再和杨先生见个面。

毛主席到老师家里时，发现老师病得很重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他赶紧坐到床边，满心关怀地问老师感觉怎么样。

听说老师哮喘病又犯了，可手里没钱看病，主席赶紧站起来，走到师母身边，悄悄塞给她500块钱，还小声告诉师母用这些钱给老师买药，要是不够就再来找他。

突然，老师的声音传来，带着疑惑：“润之，你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是不是也变了个人似的？”

毛主席听到老师的质问，并没有发火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对杨先生说：“老师，这些钱都是我写文章赚来的，是我辛苦劳动的报酬。您是我的老师，学生孝顺您是应该的。而且，我能有今天，也离不开您的教导，您完全有资格接受这些。”说完，躺在病床上的杨树达先生已经感动得泪光闪闪了。

过了几天，感觉身体好点了的杨先生打算去看望毛主席，可一打听才知道，毛主席因为工作太忙，已经回北京了。

那年中秋节的时候，杨树达先生应邀去了北京，并且有机会和毛主席一起坐船游湖。他俩聊着聊着，就说起了以前一起参与的“驱张运动”，还有新中国以后的发展。两人聊得特别开心，但谁也没想到，这次竟然是他们师生最后一次见面。

1956年2月14日，杨树达先生因为生病去世了，那时候他七十一岁。

尽管毛主席只在年轻时偶然听过杨树达先生的一堂语文课，但他一直把杨先生当作自己的重要老师。当听到杨树达先生去世的消息，毛主席非常伤心，他给杨先生的家人发了吊唁电报，感慨地说：“咱们国家又失去了一位语言文字方面的大学问家。”

可以看出毛主席非常重视尊师重道的传统，他的行为值得我们效仿，要让这个好习惯一直流传下去。